东京浅草寺，又发生了一起针对游客的扒窃案件。
日本ANN新闻网5月12日报道称，两名中国籍男女因涉嫌在浅草寺盗窃游客钱包，被警视厅以现行犯逮捕。
警方表示，两人于9日在东京台东区浅草寺内，从一名女性游客的背包中偷走了装有约1万日元现金的钱包，而更引人注意的是，警视厅搜查员其实在案发前一天，就已经开始盯上他们了。
报道称，警方此前在车站发现两人不断观察周围游客，举动可疑，像是在“物色目标”，于是展开尾随调查。随后，搜查员一路跟至浅草寺，并在现场确认两人实施盗窃行为后，当场实施逮捕。目前，女性嫌疑人已经承认盗窃，而男性嫌疑人则否认相关指控。
如果只是看金额，这其实算不上什么大案。
1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不过几百元。在东京这样一座超大型城市里，这种金额的盗窃案原本未必会引发太大关注。但问题在于，案件发生的地点是浅草寺，而嫌疑人的身份，又恰好是“短期停留”的中国籍游客。
于是，这起原本普通的扒窃案，很快就踩中了如今日本社会几个最敏感的话题。
过去很多中国游客对日本的印象，大多是“安全”。这种安全感甚至到了某种近乎默认的程度：咖啡店里用手机占座，背包随手放在椅子旁边，钱包塞进外套口袋，似乎都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尤其是和欧洲一些以扒窃闻名的旅游城市相比，日本长期以来给人的感觉，更像是一个“几乎不用担心小偷”的地方。
可实际上，职业扒手在日本并不是不存在。
只是过去，日本媒体很少高频报道这类案件，日本警方也很少像今天这样，将“外国人”“短期停留”“观光地犯罪”这些标签反复强调。
而疫情之后，情况开始明显变化。
随着访日游客数量重新暴涨，东京、大阪、京都等热门观光地再次恢复到疫情前的人流状态，浅草寺、上野、心斋桥、祇园这些地方，几乎每天都处于“人贴着人”的状态。对于游客来说，这是热闹；但对于警方而言，这种环境天然意味着另一件事：扒窃、顺手盗窃以及流动型作案会迅速增加。
尤其是浅草。
作为东京最典型的旅游景点之一，这里聚集着大量外国游客。有人穿着和服拍照，有人举着手机直播，还有不少第一次来日本的游客，会在雷门前停下很久研究地图、拍视频、排队抽签。人在这种状态下，注意力往往是松散的，而这恰恰也是职业扒手最喜欢的环境。
日本警方这几年其实已经多次提醒，观光景区内的盗窃案件正在增加，尤其是针对外国游客的扒窃。很多日本人自己也开始意识到，疫情后的日本，正在慢慢失去过去那种“几乎绝对安全”的社会氛围。
日本警察厅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，约八成受访者认为“日本治安正在恶化”。这个数字在日本社会其实非常敏感。因为长期以来，“治安良好”几乎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国家形象之一，而一旦这种安全感开始动摇，人们对犯罪新闻的关注方式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。
于是这几年，日本媒体关于“外国人犯罪”的报道，开始明显增加。
无论是药妆店盗窃、民宿纠纷、电车骚乱，还是富士山违规拍照、景区扰民，很多新闻标题都会直接点明嫌疑人的国籍。尤其是中国籍、越南籍等关键词，往往更容易引发讨论。
这种变化，其实和日本社会当前一种复杂情绪有关。
一方面，日本越来越依赖外国游客和外国劳动力。旅游业需要外国人，便利店、建筑业、餐饮业也需要外国人。另一方面，日本社会内部对于“秩序是否正在被打破”的焦虑，却也在同步上升。
这种矛盾，在东京、大阪这样的国际化城市里尤其明显。
你会发现，如今很多日本网络讨论里，“观光公害”已经成了一个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词。最开始，人们讨论的是游客乱丢垃圾、在富士山危险拍照、地铁大声喧哗；可慢慢地，关于“外国人犯罪”的讨论，也开始被卷进了同一种社会情绪里。
而这次浅草寺案件之所以传播得这么快，很大程度上，也正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几个敏感元素：热门观光地、外国游客、扒窃、中国籍、短期入境。
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条社会新闻。
更像是某种日本社会情绪的缩影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警方的动作也和过去有些不同。报道里特别提到，警视厅搜查员是在前一天就已经开始跟踪两人，这说明东京警方如今对于观光地职业扒手，已经进入了一种更主动的警戒状态。换句话说，警方并不是等案件发生后再处理，而是在尝试提前识别那些“像是在寻找目标的人”。
这种变化背后，其实也能看出日本警方如今面对观光地治安问题时的压力。
因为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，观光业固然重要，但如何在“开放”与“秩序”之间维持平衡，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。
而类似的讨论，接下来大概还会越来越多。
个体犯罪当然不能代表群体，但舆论很多时候，并不会严格区分这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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